1953年4月17日政務院發(fā)布的《關于勸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》，該指示把未經政府招工而自流進城的農民認作“盲流”而多方阻攔，從而拉開了政府以行政手段單方向疏散人口的“限制城市化”政策。隨后的“統(tǒng)購統(tǒng)銷”計劃經濟制度，依據居民戶口是農業(yè)戶還是非農業(yè)戶等屬性來分配生產、生活資料，形成了“戶口捆綁權益”的特殊格局。

　目前的戶籍制度，主要是行政審批人口遷移的“戶口遷移調控制度”。它是計劃經濟體制外加給中國戶籍制度的，而不是古今中外各國戶籍制度所普遍固有的。因此，亟待改革的不是戶籍制度本身，而是社會管理各領域濫用戶籍制度配置社會資源、分配社會權益的諸多計劃經濟制度遺存。這些遺存，盡管因30年改革而使范圍大幅縮小，但其負面作用也許更大，更成為當今中國社會不公平、不安定的最大宿主。

　與戶口相關的社會不公平現象一度很多。1988年有人撰文總結說，與城鎮(zhèn)居民相比，中國農民在六個方面48個項目上處于不平等地位。改革30年之后，這類現象的數量大幅度減少，目前主要存在于文教衛(wèi)生、勞動人事、住房領域和包括養(yǎng)老、救濟、撫恤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領域。因此，類似“休克療法”“等待發(fā)展”“打包出售”等戶籍改革思路并不能真正緩和矛盾，建議采取“分進合擊”的思路進行改革。

專家指出，戶籍改革不能再停滯不前了，但單純放開戶籍意義不大，逐步剝離附加在戶口上的勞動就業(yè)、教育培訓、住房待遇、生活福利以及社會保障權益等功能，降低戶籍“含金量”，比放開戶籍登記更重要。一個城市戶籍上到底捆綁了多少利益？河南籍來京農民工劉永全給《經濟參考報》記者算了一筆“戶籍賬”，按他的算法，一個北京戶籍上綁定的顯性經濟利益竟超過百萬元！而事實上，一些因為社會制度造成的隱性利益，劉永全還沒有看到。2009年，河南與北京的“一本”高考分數錄取線文科相差20分，理科相差60分，而北大、清華等一流院校每年在北京的招生指標有數百個，在全國除上海外其他省市的招生指標不過數十人。今年2月，天津市投入40萬元購房即可獲得藍印戶口的政策宣布后，焦點房地產網在網民中做過一個訪問。當問及“您辦理藍印戶口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什么？”82%的網友選擇了“子女上學”。

在長達50年的時間里，對人口進行“分層、分類計劃管理”的方式導致的公共服務不均等。例如，全國人口被分成農民、市民、工人、干部、高級干部五個層級，各自享受不同的公共財政、公共服務。戶籍政策構筑了“農業(yè)戶口”與“城市戶口”在實際利益上的不平等，兩種戶口成為差別化分配各種利益的最直接標簽。